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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一种“苦痛”
,去掉“苦痛”
,便是“快乐”
,而将苦痛转化为快乐的努力亦属一种苦痛。
快乐之后,苦痛更深;文化愈进,知识越广,其欲望便会弥多,而对苦痛的感觉则更为敏锐。
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质则是苦痛,所以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合而为一了。
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体现。
借评《红楼梦》,王国维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终目的是为“解脱”
。
“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
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人于无生之域。”
也正因为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金钏儿坠井,司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莲、芳官入道出家,都并非真正的“解脱”
;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才得到正确的解脱。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间题日往复于吾前。
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
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
他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
但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
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美学成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
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就是想远离现实,以期心远地自偏,有词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五分况清欢。”
“弄丹铅”
(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忧郁,少有朋友。
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行为,更厌恶以学术求官之行径,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做学问的境界
王国维读书直透纸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
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新史学的开山”
,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
。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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