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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对李龙眠的追思之。
形成原因
外因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
,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
,“连篇累牍,皆属浮词”
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
,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
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
,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
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
二十岁即授徒四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
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
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
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
为维护“治统”
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
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
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
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
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
内因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
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
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
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
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
他说:“若门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也”
,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空言。”
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
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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