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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之后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拿错误的东西进行比较。彭慕兰指出，中国的广袤和多样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当。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单独挑出来，同整个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英国将胜出。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长江三角洲地区（18世纪70年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与整个欧洲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长江三角洲会胜出。彭慕兰认为，较之将英国与欧洲不发达地区相比，或者将长江三角洲与中国不发达地区相比，18世纪的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处——产业主义萌芽、市场繁荣、有着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思考太过草率，长期注定派理论家们把事情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如果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是如此相似，彭慕兰评论道，那么对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解释就必须是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提出这一问题，事情就复杂了。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西方”这一问题，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是出于一种本能。有些人将西方等同于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还有一些人想到的则是世俗的理性主义。事实上，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种关于西方的学术定义，并用他所称的“弹性地理”统一在一起。每一种定义都赋予西方不同的形态，而这一定会造成混乱，关于这一点，彭慕兰曾在书中抱怨过。戴维斯说：“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戴维斯的意思是，当我们着手定义西方的时候，“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知识建构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不过是任意地选取某一价值观来定义西方，声称某些特定国家是这一价值的典范，然后将这些国家与一些同样任意的“非西方”国家相比较，以得出我们想要的任何自圆其说的结论。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可以直接选用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西方性的典范，拿一些不同的国家来代表这一价值观，再选取一个不同的对照组，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不同的但是同样自圆其说的结论。
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我想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径，我不会一开始就从结论出发，先臆断西方价值观，然后回溯历史寻找其根源。我将从最初开始探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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