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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国人不但爱说荤话和风话，也爱说一切性的闲话。在中国人平时爱说的种种闲话中，实际上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闲话，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
这并不奇怪。
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做不成的人说，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说，而且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又岂容大说特说？当然谁说谁是流氓。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是有的：既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那就偷偷摸摸地说，拐弯抹角地说，指桑骂槐地说，含沙射影地说。于是就变成了闲话。
事实上，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及”？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闲话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因此不怕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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