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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延安先后来了两个访问团。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对延安陕甘宁边区一直进行封锁。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职。史迪威到重庆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恢复了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到延安采访，194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采访。
这是一个向中外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好机会，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周密布置。周恩来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领队的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到过延安，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的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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